要有高贵的心态，而不是张家长李家短热衷于谁谁挣了多少钱的这种小市民或小妇人的心态。高贵的气质是若干代才能积累起来的。老话讲，一代学穿，二代学吃，三代学古董字画。沐猴而冠最容易，暴食豪饮也容易，难的是一种心态的培养。要有两三代的积累，才能摆脱一些看起来十分露骨和低俗的表现。中国自1949年革命后，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贵族，也许还存在一些文化上的“贵族”，但文革一折腾，也都变成一样的人了。80年代生人，可算是第二代，竞争激烈之际，要注意积累一点修养和底蕴，以备将来咸鱼翻身之用。怎样对待财富，这对一个穷鬼来说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旦摆脱穷困之后，一定要注意有所深化才是。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样算是有一股精神高贵的气质，平易近人、谦和文雅却不失一种傲骨，生活简单却能够自得其乐，你要找这种人，只要去山阴路看看刘新老师，就是了。这是一股气，要学会善养浩然正气。

“折腾”是一句北方话，上海话里的对应词大概是哈搞（瞎搞）。既然“折腾”都进了中央文件了，今天我也讲讲自己关于“折腾”的心得，算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了。心得嘛，本身就是哈刚（瞎讲），没有逻辑结构，想到哪里就心得到哪里，列位勿怪。

感谢这部影片，它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我们父辈们的童年、青年时代是怎样一种生存境遇，他们为了求知要冲破多大的障碍；进而，更加珍惜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里我们所享受到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更加体悟到今天的一切是如何由过去而跬步千里、来之不易。

感谢这部影片，它让我们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这个求知功利化的时代、这个学生厌学现象司空见惯的时代、这个甚至于一国总理呼吁和希望人们“多读书”的时代，能够回过头去，看一看三十年前的青年们，为了获得一套教材不惜去偷、去抢，从而激励我们重树一种原生态的、完全内生的对知识和真理的爱慕与信念。知识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由此惠及他们的下一代，进而，决定性地扭转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其命维新”。

感谢这部影片，它给尚未经历高考的高中生们以自主性、希望和动力，它让已经走过高考的大学生们反躬自省是否韶华虚度、光阴蹉跎，它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不能被别人所“绑架”，而要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的价值。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现代世界的“复活”，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重大转向有莫大的关系。国际政治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像两个磁极一般，各自纠集若干沙弥国家搞出两大阵营，进行无声的冷战；国内政局方面，标志性的1968年由一场“五月风暴”点燃了多个国家的民权反抗运动；世界经济方面，二战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则行将结束，中东战争、石油暴涨、滞涨让红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颜面扫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一批知名的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相继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就宣示着某种转向的到来；更值得关注的是精神文化方面，西方学术界在整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热潮，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相关论域的重量级论著问世，这股思潮在科学界的回响当然也造就了如前面提到的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科学观的支持者，其总的特点是消解主体性、质疑理性、鼓吹相对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反对中心并看重差异与不确定性。凡此种种，各个领域既存“权威”的不稳定性和范式革命的历史大势，都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思想界的“复活”创造了极合适的气候条件。

倒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复兴颇值得玩味。后现代思潮的引介与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从而在各个领域都对尚“在位”的“传统”、“权威”和“统治性”的因素展开了审慎或激进的怀疑、批判、颠覆。中国的“上帝”也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克里斯玛式人物一一退出历史舞台为政治神话色彩的淡化留出了空间。这必将带动其他各个领域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这是现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登陆的思想准备。

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历史巨轮快速转过的同时，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残迹。弱势群体的社会被剥夺感日渐增加，阶层断裂的风险逐年增大。如果说食品安全问题尚可归于一个后现代问题（在西方工业国家也没有彻底摆脱这种技术滥用酿制的梦魇）的话，那么黑砖窑、“俯卧撑”、“屁民”等事件背后所映射出的狂悖可鄙和一系列制度问题则完全是前现代的。这是早期相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重返中国的社会基础。

从卖粮到买家电，农民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而不变的则是始终弱势的地位。上面两个例子提醒我们：越是经济下行周期，越要重视流通体系的制度建设，防止流通“梗阻”；国家财政越是“不差钱”，越要对每一分钱的去向严格监管，使其所用得当、所用合法。在经济下行周期里，政策设计者们尤其需要注意防堵政策性漏损，特别是警惕身兼国家惠农政策的执行载体与具有自身利润目标的国有企业利用财政扩张阶段的补贴资金与农争利甚至坑农害农，决不能让最可爱的农民成为金融危机之下最可怜的阶层。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实际实施的盲目赶超战略，还是发达国家为追求福利国家目标而采取的对经济领域的强力干预措施，都带有显著的凯恩斯主义的痕迹。这是现代社会的新阶段，它不再意味着对传统世界的消解和对抗以获得现代理性，而是意味着将现代性本身进一步现代化，将理性本身进一步理性化，将竞争本身进一步普遍化、白热化。不仅仅是意义与价值的简单缺失，也由于财富和符号的过剩，为了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采取不断求新、求变的特征，一种表征时尚的系统应运而生。“迷恋替代了信仰，意义的无价值替代了系统话语的强硬，无拘无束替代了极端顽固主义”。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上帝死了，但并非价值的彻底消弭，而是意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颠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不再遇到结构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抵抗，社会和个人生活范围依照消费理念进行了重组。人们似乎是在规划着长久的未来，然而通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所塑造的却显然只是一个专注于当下物欲之满足的“消费社会”。在现代性统治下的城市，是一个永无止境日益扩大的无底洞，它消费掉扩大了的工业和农业产品以响应广告宣传的轰炸下刺激起来的需求。这对两个世纪以前的西方国家和今天的许多贫穷国家仍然是有必要的，但对于今天已经脱离了温饱状态的发达国家则是无疑是一种赘疣。一旦经济走上了这条扩张的道路，手段就会反转为目的，“运转”成为了目标本身。在经济的疯狂扩张中获益的产业部门为维持产量，必须继续专注于大规模生产。机器生产的经济效益很快被规模更大的强制性消费所抵消，因为它不去生产闲暇和耐用财富而是生产快速消费品。工业体系已经从一种生产机制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买它因为我需要它”的这种说法与早年物理学上以燃素说解释燃烧现象的循环论证是完全同构的。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消费社会模式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无限增长的想望。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撇开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单一经济增长就能够自动带来社会财富增加和人类文明与福利进步的信念与日俱增。“经济增长既是灵丹妙药，又是至高至善，这就是增长癖。”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把物质产品的产量转化为GNP/GDP，并以之增长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而不考虑社会中精神、文化、制度、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在经济增长成为绝对命令的年代，就自然以牺牲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来发展经济，这便是现代经济增长癖的典型症状。

何谓稳态经济？就是人口和产出总量保持恒定，但这并不是静止，因为人口会无限叠代，资本会持续折旧，因此需要以生育抵抗死亡，以生产补偿折旧。想象一个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大学图书馆，对其实行总量控制，在买入一本新书的同时剔除一本旧书；而这样做的前提是，新书无论在内容和其他质量方面必须超过和包容旧书的全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稳态图书馆——它避免了藏书总量虚假繁荣之下毫无意义的重复建设。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传统经济学的一种扩展。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也仅限于指向自然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所表现出来的有限性，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所表现出来的有限性，因而这种场域中的稀缺性始终是相对的，是与一定阶段的技术水平深深地相互嵌套和勾连，它并不潜含着资源可枯竭型的前景暗示，主观价值——边际效用的方法论让人们看到的是，即便世界仅存最后一个单位的资源，那么市场机制仍然能够使其达到最优配置。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切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曾有的淳朴关系，增长的技术神话隐含着对人类前景的漠视。

任何稳态过程虽然不可能长时期保持恒态，但是其时间段的静态存量构成了其对稀缺和发展的协调，进而形成了对生态资源的拯救。学者黄宗智曾在其名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没有发展的增长”，用以指称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态。当然，他更主要是从农村人口的长期过剩这一角度来解释的。其实我们这一概念也完全适用于描述现代社会在经济上的一种常见的病态表现，即对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学逻辑过于迷信，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愿景过于乐观，由此筑就一种根深蒂固的增长信条。

现代性到达极端状态必然意味着经济生活的主题从享乐走向焦虑，从乐观走向审慎，从盲目扩张走向有所节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尚无法想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提前四十年来捍卫自己享受退休金的权利。从经济上的狂飙突进的经济自由主义转为现代社会特有的种种经济压力下的社会保守主义，这正是现代性经济在新阶段的一种必然特征，启蒙理性推动着人类个性的解放张扬、社会秩序的自由民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进步，而这一切实质上也自然对现代性的无限扩张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形成制约，并最推动社会向新的形态发展进化。这些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提示我们深刻反思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警醒我们时刻关注人类奴役下的自然、资本奴役下的“他者”、符号奴役下的商品欲求者等一些令人深感忧患的问题，同时也召唤我们去解构和批判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并重建一种对于人类命运饱含终极关怀的新的发展理念。

水作为生命存在不可替代的自然物质和日益短缺的战略资源，是人类延续的最基本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要素中，水资源的投入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国每年水资源消耗量的平均60%以上是满足农业用水。然而，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在南北地区间却存在极大的失衡状态，粮食产量、农业种植压力与农业生产自然禀赋间形成了愈益严重的南北倒挂。我国北方的土地资源占60%，水资源只占20%；南方的土地资源占40%，水资源却占80%。而北方的耕地面积只有其土地面积的30%多，南方的耕地面积却占到其土地面积的80%左右。我国旱耕地和水耕地面积大约各占我国耕地面积的一半，因而若撇除务农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仅从自然禀赋而言，我国农业发展最具优势的地区无疑是南方。由于南方省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快于北方省份，南方地区耕地资源消退的速度也快于北方，有一些甚至永久性地消退而不可复垦。因而才逐渐发生了“北粮南运”这样的结构性转变，这意味着北方缺水省份要反而要承担起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更大责任，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水资源短缺，水分利用率及水分生产效率低，再加上地下水超采、水体污染严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北方主产区水资源危机，旱灾已成为影响北方农业增产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

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产业危机，虚拟经济危机的症结在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衰颓，过剩的金融资本在旧有技术革命性衰减条件下重新冲击各传统部门经济势必导致流动性泛滥，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技术创新的激励措施和新的制度安排促进实体经济的提振，才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复兴。技术创新是金融创新之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之锚。虚拟经济的规模和发展程度略超出实体经济，有润滑的作用，不会让流动性捉襟见肘，但二者的长期过大偏离总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规律必然要通过周期性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循环表现出来。金融的本质是过剩，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自然经济状态的显著特征。如果将这称作市场或金融的“原罪”，那么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就是对这种过剩状态的“自然惩罚”。如何使这部分过剩——过剩的货币和资本得到稀释而不是制造出泛滥的流动性？技术的进步、创新和革命，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泄洪渠道”。大凡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潜力衰减之时，人们都很难阻挡过剩的、食利的金融资本涌向四面八方，特别是回流到传统的房地产部门，假以时日终于不可避免地制造出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隐患。最终拯救金融危机和经济倾颓，还是需要经济结构的持续进步，归根到底需要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为金融资本找到新的宣泄渠道和食利途径，又由于新产业的强大潜力和超额利润而足以承受金融资本的分割，如此方能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