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产领域,自2004年开始对农民实施种粮直补,以规避流通过程中的漏损,让农户直接受益。但在那些粮食加工企业少、粮食经纪人或“粮贩子”不活跃进而流通体系严重不畅、交通又不便的一些粮食主产区,由于粮食在生产上具有的阶段性集中上市的特征,很容易导致“憋粮”现象。长此以往,则豆农的种粮积极性就逐年消退,种植面积逐渐减少。在流通领域,受制于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工和产销分化现状,在运力紧张、库存仓容有限且布局还很不对称的情况下,东北粮食主产区“北粮南运”的难度一直很大。更何况在贸易领域长期存在进出口调控措施失当甚至逆向操作,大豆进口需要申领质量许可证,而企业规模和历史进口量是主管部门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这必然鼓励企业不顾现实需要盲目扩大进口规模,放大进口的累积效应,形成恶性循环。

  • 茅老一向是我非常尊敬的正直学者。他的诸多观点我大都赞成,特别是去年被热炒的“穷人富人、说话办事”,我也认为茅老是完全不应受到那样的非议的。但这一次,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所谓耕地红线,当然是动态变化的,它既有收紧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放宽的可能性。但从中国的现实看,似乎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以前者为主。18亿亩这条线,我一直不乐观,相信很快会被突破。但是把它公开地提出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对政府征地的肆无忌惮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提醒,提醒大家都悠着点。

  •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在1950年代在农业领域推行的“合作化”运动,与其说是对马列经典作家的笃信,莫如说是为紧迫的时局所迫。我们从建国初期第一代领导人特别是经济领导人陈云的文章题目中便可管窥一豹,诸如《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制止物价猛涨》、《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一类的论述显示出了一种普遍的紧张。因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解读为由于农民是小农生产,思想觉悟低,故需要用集体化的大生产对他们进行改造和提高;更现实的一面则是,提升小农生产的低效率,进行规模化的生产,从而快速地实现粮食增产,解决偌大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195310月,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中表达了小农不能产生规模效益的观点,认为以家庭经营为单位的小农不能使农业实现大幅度增产因而必须大办合作社来代替家庭经营,“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此后不久,大办之风就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运动。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力量大、人多地多;所谓“公”,就是比农业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邓小平后来评价这段历史时承认:“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场中国版的改造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运动,最终以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而收场,但人民公社体制则一直延续到改革初期,随着包产到户改革的全国性推进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场包产到户的改革,后来被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显然是在毫无理论准备的情况下,纯粹依靠民间智慧的自发自觉书写的神奇故事。中国农业似乎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状态,然而粮食产量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越过3亿吨、4亿吨,又过了十年左右,在1998年达到了5亿吨的历史巅峰。以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家庭经营为本位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何以创造奇迹?家庭承包经营制何以发生?何以可能?它是不是对小农经济的一种复兴?它的前途命运如何?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思考。
  • 作别2008

    2008-12-31

    2008年,对我而言,最具颠覆性、最难度过的两个月份是1月和5月。

    1月9日我的奶奶以九十高龄去世,这是最悲恸的一个月。

    5月12日地震,这是多少年来流泪最多、感动也最多的一个月。

    祝所有人在09年一切都好。

  • 08年末答客问

    2008-12-29

    我们都在中国生活成长了二十年以上了,对于学术界举什么旗捧什么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弦外之音是什么,难道不清楚吗?应该清楚的。说的更清晰一点。为什么现在国内马克思徒子徒孙喜欢引入后现代主义,因为它们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自由民主制度中内生出来的反对势力,在那里,他们体现的恰是西方文明生生不息的一种自我批判和反思的理性精神,他们在任何时期都有人质疑自己的文明行将没落,查一查西方百年的出版史,类似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到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各种“终结”论从来不绝于耳,但他们活得越来越好。马克思也是在这样一个具有自反性道统里、在紧随启蒙精神孕育的文化中横空出世的。这也叫一脉相承。否则波普就不会从柏拉图开始往下批一直批到老马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完全是正常的。在中国,引介他们则是有特殊目的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国内民众、知识分子展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了,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是很好理解的政治动机嘛。当然,这样做有其政治风险,因为后现代主义这把剑可是双刃的,他们对官僚制、对极权制度的批判是其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就是这样,所以引介后现代,就做好准备它们将冲击你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国内好多马克思徒子徒孙们恰恰看不到这一点,但其实他们心里以为是在“帮忙”而非“添乱”的。呵呵。还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误读了后学,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路不正是西方那批环保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吗?他们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不正是老庄哲学中消极反智的回响吗?于是乎,这批人也把后学引为同道。朱学勤对国内大批量引入后现代主义思潮有一个负面评价,说他们“不接地气”,完全漂在空中,说他们“隔着文化的脂肪搔痒”。此言不虚。其实所有治思想史、关涉到思想领域的研究者,都应该以此为戒。不过,平心而论,地道的后现代的诸多思想,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有其现实针对性了。中国还在现代化途中诚然不错,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现代化的文化,都还没有完结。不过中国的东南西北差别巨大,有的地方还是一个现代命题,有的地方也已经出现现代病所以也就有了后现代命题了,这完全是其复杂性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而非意识形态上,后学对中国也有启发。其实若论启蒙,在西方其初起之时就有对理性自身的怀疑(后来也有膨胀,那是后来的事),但在中国一开始就是理性科学膨胀直到现在的。有个约束也是好事。

  • 花开在眼前

    ——《激荡:1978-2008》主题曲

    作词:吴晓波 罗振宇

    作曲:莫凡

    演唱:韩磊

     

    花开在眼前

    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

    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

    像一个不羁风情的少年

     

    花开在眼前

    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

    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

    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

    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

    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

    不知道爱你有没有边

     

    只知道花开在眼前

    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我痴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

     

    花开在眼前

    已经等了很多很多年

    生命中如果还有永远

    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

     

    花开在眼前

    我们一起牵手向明天

    每次我总是临风轻和

    更好的季节再下一个春天

     

    不知道爱你在哪一点

    不知道爱你从哪一年

    不知道爱你是谁的诺言

    不知道爱你有没有边

     

    只知道花开在眼前

    只知道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我痴恋着你被岁月

    追逐的容颜

  •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杞人忧天,那倒无关紧要。他们关注的都是真现象,而且他们都对现在的政府行为方式(特别是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保持着高度警惕。这尤其重要。学术界不能做乐观的报喜鸟,总是描绘得一片美好,而且是那种一劳永逸、一私就灵地解决问题的思路,没那么简单的。于建嵘们恰恰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单纯的学术界朋友们最值得珍视的诤友。
  •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种粗俗化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理解,只注重从经济领域寻找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基础及其演化逻辑,这种粗俗唯物主义加历史宿命论的立场往往导致忽略以至掩盖人的主体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暗示了文化领域仅仅是被动地反映着建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变迁逻辑的“必然性”。为此,研究人的行为动机和特征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就必须深入到时代文化与时代精神中去,结合时代的经济、物质条件作出综合判断。笔者以为,历史地看,人类行为是沿着“禁欲—奢侈—犬儒”这条现代性的坐标轴上行进至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