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进口粮食，还是直接对别国土地进行投资和耕种，都相当于“使用”别国土地资源满足本国粮食需求，藉此解决本国粮食供求紧张和人地矛盾的双重困境，也是因应我国农业耕地资源稀缺性渐强的一种必要的缓冲手段。如果将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量除以我国该品种粮食的当年平均单产水平，实际上就得到一个虚拟的土地资源量，这可以理解为我国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进口量”。将它与我国耕地面积相比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土地进口”占国内耕地面积的比重逐年扩大，从1978年的4%左右提高到现在的10%左右。单看粮食进口量，往往给人微不足道之感，而换算成“土地进口量”，这个比例就不小了。这也暗示了在粮食增产的刚性要求下，我国的耕地在化肥、农药以及污水灌溉等因素影响下所背负的沉重压力。

海外屯田，即直接进行海外农业投资和发展农业种植园区，就不失为有效减缓国内土地供给压力、长期稳定利用国际粮食市场的一条可行的替代性途径。它并不新奇，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早有先例。尽管它对于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的中国来说，只是九牛之一毛。但未雨绸缪加以推动，可以为我国获得相对于无规则状态下的国际粮食贸易而言更加稳定的粮源，而中国也可以把自己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和良种转移给所在国。海外屯田容易被妖魔化为“经济殖民”，因而单靠企业层面的尝试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它更加需要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关注、引导和支持。

中性政府就是全民党，这不具有普适性，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但在一党执政状态下，就必须要强调中性政府、强调全民党。在多党执政状态下，你可以代表具体阶层的利益，可以有共产党社民党可以有右翼政党，他们可以在代议制中通过议会平台互相竞争拉锯，或者纯粹的“选举党”也很容易像博弈论的经典案例“沙滩占位”模型中最终都走向中间状态，成为全民党。

一党状态下必须代表所有阶层利益，必须抛弃意识形态教条以及那种团结谁利用谁打倒谁的斗争哲学思路，一党执政才必须强调和谐，他要和谐所有阶层内部的矛盾，他要和谐劳资矛盾，要和谐中央地方矛盾，所谓论十大关系就是论十大矛盾。

一党状态下必须同时防止走民粹主义的道路、力争告别革命，同样重要的是，还要防止走寡头精英的犬儒道路，那样堕落起来必是一日千里的。

中性政府并不简单，他也许与现实不相符合，但必须是一党状态下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标杆，要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党执政就必须有严格的约束，因为没有外部的竞争和约束机制，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自律，或者向内部引入竞争激励。

全民党就是党的异形，只有在一党制这种畸形状态下才会出现，也才有必要出现。

发展现代农业还需要与扩大内需的基本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在相当长一顿时期内，我们对农业对扩大内需的贡献方式的认识相当单一，“深入挖掘八亿农民的广阔市场需求”一类判断充斥媒体。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作为一项朝阳产业的现代农业，能够通过其向上下游的延伸扩展，衍生出种类何其繁杂的产业链条和经济机会。这是我们在多年之后重申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时候需要深刻思索的。目下所处的变革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中国农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点，即持续上升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持续转型的食物消费和农业结构，这三大变迁的合力将会导致长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著下降，这样的下降又正好与农业向相对高附加值和高劳动需求的产品转型相同步，其结果必将带来农民人均劳动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改造中国小农经济，使之首先走向小而有效、小而不散进而走出小农经济的千年困境的一次绝好机会。政府在这个历史际遇面前应当顺势而为，夯实现代农业的基础，为中国农业的长久发展和中国农民福祉的切实改善作出持续性的努力。

城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发展和每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显现，而国家经济观测、调控的政策目标往往反映的是整体状况，政策的普适性就很可能“错杀好人”。目下的局势，奢谈自主创新已经是远水不解近渴，奢谈搭美国人下一次技术创新的便车亦属望梅止渴。中期来看，只有根据各自特色，立足扩大内需，在“外向”的同时加强“内秀”，形成东中西各区域错峰发展、层层推进的格局，凭借大国经济的腹地优势，对内避免经济周期叠加和共振之下造成的整体经济骤热骤冷、大起大落，对外规避世界经济下行周期中受累于过高外贸依存度而产生的风险，则后奥运时代中国经济的航船才能够平稳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