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两天前写的。今晚的决赛结果清晰地显示:12秒93。萝卜丝落在了一个让人们仍然对刘翔抱有巨大希望和保有巨大压力的区间
  • 所谓玩政治

    2008-08-18

    在职场,就得学会政治手腕,至少要学会看懂政治手腕,学会喜怒不行于色,学会韬光养晦,不占小便宜吃大亏,但是该捍卫的地方寸土不让。先圈好地,立好界碑,明确警示各方面,老子在哪些方面是可以让给你们的,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哪些方面是决不妥协的,老子的势力范围在哪,有个威慑力,勿谓言之不预。届时,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别老虎不发威,还真当是病猫。人得适应环境。好汉不提当年勇。在特定环境有特定环境的处世原则、做人方式。在北方和在南方就是不一样,喝酒的规矩和难度就不一样(到南方还按北方的规矩喝酒,那就不是爽快,是发傻),处理问题是用武力解决或者“政治手腕”解决的配比关系也不一样(到南方还按北方那样希望以武力快速解决问题,那就不是效率,是naive)。大智若愚,但心里必须洞若观火。不害人,但不能被人害,还要看破各种害人之术。举个真的政治领域的例子,中组部在十七大前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的题目很好,叫做《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过,老实人如果单单捧着人民日报当圣旨让别人不欺负自己,那就老实到家了。不吃亏,从来不能靠别人,集结号也告诉我们,靠组织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只有靠自身,提高识别力。
  • 突然感觉,在上海的海派文化中熏陶出来的刘翔(也包括姚明),其实一直很洒脱,真性情,这次的退场仍然很洒脱(虽然也很痛苦)。这才是地道的上海人。说我行我素也许是个贬义词,但是绝对不会勉强去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目标,绝对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实用态度,尊重规律,不随便逞能,不能简单地将这认定为上海文化的特征、上海人的特征,但这的确是很好的品格、我很欣赏的品格。

    体育运动在中国似乎一直是个特别强调集体荣誉感高于一切、压倒个人价值的领域。这种特征,在不对运动员造成实质性损害的前提下,二者是利益均沾的,个人得牌,个人高兴,国家更高兴。但是,一旦出现个人与国家产生“冲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比如有媒体说的某冠军夺冠瞬间被告知其老母已经去世两个月;还有这次刘翔事件。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荣誉”,要求运动员个人必须丧失人情人性,甚至丧失自己身体的健康的时候,究竟是甘当螺丝钉,还是有一点自我意识和自我保护。

    话说回来,体育总局应该是感到宽慰的,单论效果,刘翔的这种下场方式,对于最看重结果(肯定比刘翔师徒更看重结果)的体育总局来说,他们判定刘翔的标准肯定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算无伤,胜算料也不是很大。否则以刘翔以往的话语风格,断不会在赛前面对罗伯斯的步步紧逼而频繁发出“看好罗伯斯”这样的低调甚至是示弱性质的表态。我还是相信他是有伤的。这种下场方式是最不让体总失面子的方式了。只是角斗场上和场外的上亿看客觉得失了面子(可能还有金钱),是要发怒的。

  • 嘱弟四点

    2008-08-05

    和将上大学的表弟聊了一些事,整理出来。
  • 多哈回合在农产品贸易上马拉松式的反复拉锯,其最终意图就是试图纠正前面提到的存在于发达国家的旨在保护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存在与发展中国家的旨在保护农民弱势群体同时更是保护城市消费者群体利益而产生的被迫价格扭曲。对这种扭曲作苛刻的发生学考究,已属“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无谓追问,关键在于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妥协区域,而这个区域已经非常狭小。目前对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关切程度,恐怕第一位的是中等发展中农业出口大国如巴西、阿根廷;其次是仍然存在过剩粮食无法消化的欧美;而对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农产品自由贸易谈判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只有勉力为之,不要获得最坏结果就是成功。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面对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僵局,我们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捍卫本国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更快发展的基础上承担大国责任。如今的中国,既不同于四五十年前那个拼命依靠农产品出口来换得工业化初期所需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的阶段,也不是终日忧心于饥荒的粮食短缺时代。此前曾有分析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如果迫使发达国家在削减农业补贴上有较大让步的话,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有多少积极影响。我认为这个结果是不确定的。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当然会削弱其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但农业生产格局对价格信号作出的反应和相应的重新调整是需要时日的,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发达国家部分农产品的依赖性不会发生改变,因而进口成本会增加。至于说这种价差会否进一步促进国内的农业增产,也未可知,因为中国对农业发展、农产品生产的政策定位本就不是出口导向型的,而是基于满足本国基本需求之上的、总体而言属于自给型的。和石油一样,食品价格在中国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低估;不同于石油的则是,中国自己的食物自给率是可以给中国的农业政策足够的自信和回旋空间的,这就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朴素的道理在经济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的今天尤其值得重申。

  • 石油、水、电、煤一类资源,都是一样的道理。市场中的价格反应是瞬间的,但调整起来则有滞后性,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之前流行的那一句“最后一小时”,就是这个意思。对资源需要有前瞻性的规划,不能等到市场调节的“最后一小时”,“最后一小时”、资源枯竭的最后一刻当然是释放出了足够强烈的价格信号使人望而生畏,但是这种稀缺性也将永远维持在稀缺的状态不可再生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修补和替代了。
  • 中国和印度两国产量之加总,占全球稻米产量的一半,两国主要供国内消化,勉强维持,略显紧张。全部发达国家产量之加总,占全球稻米产量的4%,这是因为发达国家饮食结构与东方世界不同,而亚裔和非洲裔移民又很快被同化而不能刺激当地饮食需求结构发生有利于增加稻米份额的改变。中国和印度两国一旦稻米因灾减产,将没有一个足够大的稻米自由贸易市场可为后援。全球小麦可贸易量占总产量的20%以上,那是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美国这些发达农业国家撑台面。而能够流通到国际市场上的稻谷可贸易量仅占全部稻谷产量的5%左右,这还主要集中在亚洲的这些个人多粮少的穷国之间相互周济,所以是没有指望的。
  • 1961年,刚刚经历了全民大量砍伐树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之后不久,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为自己安排了一次东北之行,目的只有一个,对林区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调研。在主要记载那次调研活动的《刘少奇论农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他多次提到“要研究林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林业问题要多从生产关系方面想主意”等等。刘少奇曾这样自问自答:“为什么山上没长起树来?是所有制问题未处理好,群众对林子漠不关心。”他还说:“植树造林,人人有责。光是‘有责’不行,还要使群众从建设林业中得到好处。”时隔40多年,少奇同志这些话至今听来仍是正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