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识浅薄+穷疯了=急功近利。

    都是这样。很多人都在干着不是传销的传销,很多组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也都在干着不是传销的传销,有肉体上的洗脑和强奸,有精神上的洗脑和强奸。还要举例子么,这样的例子每个人身边都能看到不少吧。

    这个社会现在有一股创业病。理工科背景的还是文科背景的,都崇尚一种漂浮在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之上的空手套白狼式的创业梦想。技术是无用的,知识也是无用的,只要能忽悠,只要脸皮厚,只要敢付出(包括肉体),啥都能得到,啥都能成功。这就是这股创业的疯牛病。
  • 马克思所批评的现象的确存在,我们站在今天回望当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和舆论环境。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中产阶级获取财富创造了机会,使得终于有一个新的不同于旧贵族的阶层的崛起,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提高。但在新兴的工厂里,工人得到的是低工资,由于工业化初期人口的相对过剩以及工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的有限性,存在着失业压力,所以他们只能接受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制定八小时工作制和确定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是马克思去世后六年才召开的。女工和童工被大量使用是普遍事实。总之,工业化让人们看到了不再为生存而斗争的、繁荣的希望,但也当然会有“黑砖窑”和“血汗工厂”,那一时期诸如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大多描写了这种状况。富家子弟恩格斯也在他爸爸的工厂里实习之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长篇报告。凡此种种,都是那个时代确凿无疑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像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理解当时的欧洲,那也是一个社会变革、风云变幻的时代,而那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理论家都深深刻上了转轨时期极端复杂的烙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最先进的国家”应当采取的十项措施,包括免费教育、普选权、禁止童工、高额累进税、工农协调发展和消除城乡对立、开垦荒地、扩大国有企业等等,这些都是当时资产阶级内部也在大力推动的项目,诸如穆勒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一直借助于议会平台孜孜不倦于推动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和人的自由的扩展,即便是马克思提到的土地国有等激进措施,也有资产阶级内部的亨利·乔治在其1879年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表达。这十条措施到今天,已经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内化、吸收,甚至大部分条款都不单单是福利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架构,反倒是在典型的初级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十条还需要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事实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结构、政治民主的虚伪性过于高估,对资本主义自我纠正的制度弹性过于低估;对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过于高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再分配和政治参与扩大化的成效过于低估。这些导致了政治实践中的马克思过于前瞻性地得出了一些与实际相差较大的结论。这也不能完全怪他,说到底,正是如此之多具有忧患意识、不断对资本主义体制发出警告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不断地修正缺点,获得新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把马克思视作受欧洲启蒙精神所哺育的、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位。
  • 夏天来了。上海的夏天是这个城市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节。每年,都有那么15天到30天,整个城市沉浸在35度高温以上的氛围中,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念叨着“有风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咒语,祈祷台风登陆。今年的夏天又来了。我想做一个人肉实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节能减排政策,这个人肉实验就是,完全利用自然条件,最大限度地推迟室温与外温接近甚至达到趋同的时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启动人工手段(空调和电扇)。

    这个实验已经进行了三天,目前看比较成功。这个实验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把握好内外部温度传递的时机,必须根据室温和天气预报所播报的室外温度的数据,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确保热传递总是有利于室内向室外转移热量而不是相反,确保不出现一次调控失误——因为只要出现一次调控失误和逆向传递,也就是说因判断失误导致高热的外温倒灌入凉爽的室内,则这一变化将是永久不可逆的,温度将永无再降下来之可能。

    我目前的方式是,进行窗口操作,对热量的流动性过剩实施全程监控,正如我在签名档里所写的:夜开昼不开,南开北不开。在白天,百叶窗的帘幕完全降下,质地较厚的落地窗帘全部拉起,窗台门窗关严,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只在阴凉的中间屋子(朝南)的窗户打开,同时将北面卫生间窗子打开,形成对流,非常凉快。而其他地方可以至少保持不升温。等夜幕降临,外温从37度降到26度(最低温度26度的日子估计也维持不了几天了),在酌情开窗通风。

    其实我们北方的很多楼房在建筑时都是装双层玻璃,也是同样的道理,形成密闭空间才能保证冬暖夏凉。南方没这个习惯,前些时上海的电视和广播里还有专家建议搞双层玻璃,有利于节能减排。这在北方是非常普遍的民间智慧。

  • 这完全应该是家庭教育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坏世道,但是还没有坏透、坏到底,否则造反有理就可以真的理直气壮无需顾忌什么“底线”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坏世道或者半坏不坏没有坏透的世道,就不能指望虚假和虚伪的学校教育(多半是意识形态灌输,还都是正面美好的)告诉每一个孩子——你心理要健康、你要懂得忍耐、你不要冲动、你不要鸡蛋碰石子、你不可杀人、你不必自杀、你至少应该估算一下是否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也就是导致你死或者可能招致死亡的行为是否价值足够大到你可以为之放弃生命),这些不好摆在台面上但是确确实实在乱世必须让每一个孩子懂得的道理,只有最疼爱他们的父母,才能够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潜移默化给他们,教育他们不要走极端,教育他们做一个底线好人的情况下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做无谓的牺牲。然而,一旦家庭的作用也被消解,甚至家庭本身就已经解体了,那就再无任何救命稻草。

    杨壮士也许并不在乎将造反有理的想象转变为现实条件的可执行,他可能也没有耐心静观这个社会在造反无理和造反有理之间终日暧昧徘徊——这个社会不时给人一点点改进的希望,随即又出现大大的失望——人们时刻在算计着造反的边际条件。国人讲究出师有名,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没有戒急用忍之大耐心大坚忍,以点滴之不懈努力投身于和不放过任何推动时代和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型的可能性,而若仅凭一时冲动小不忍乱大谋,徒增杀戮,佛挡杀佛鬼挡杀鬼,那就只好见鬼,做第一个白白送死的无名鬼。在一个社会还没有到讲不得一点道理的时候,还没有到不得不血拼和值得血拼的时候,这样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和别人的性命,不会博得同情,也不会在青史留名。

  • 面对外部的扰动,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练好内功。千变万变,有一点基本形势没有变,那就是我国人口规模仍然在增长,同时已经开始由粮食型向肉食型的粮食消费结构转换,这决定了粮食需求在中长期都是刚性增长的,也决定了确保粮食稳步增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而在对这个目标的认识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误区或两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笔者以为,以这次全球性粮荒为契机,我们应当深刻反思下面两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树立忧患意识:一种是过于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转移,认为可以像引进工业技术一样,直接借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打破粮食增产的瓶颈;由技术乐观派观点又引申出另一种观点,即过于乐观地相信粮食自由贸易的伟力,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熔炉可以消灾解难,各粮食出口国会在危难之时施以援手。
  • 逐步恢复真实价格,刺激市场意识的觉醒和理性人自动的节能算计的本能,在此基础上再开展节能宣传教育,双管齐下改变供求紧张的状况。其实早在“九五”初期,中央就提出“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政策方针,却一直缺乏市场价格机制对过剩需求的有效抑制。燃油税的长期搁浅,将麻木的人们圈养在一种低成本环境之中,人们于是固执地认定一些商品(比如粮食、石油)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地应该稳定在低位,对这些商品的略微上涨也感到不解并表示不满。我们已经越来越像是一群生活在远离全球高成本世界之外一个枯井底下的青蛙, 或者是一群在温水里慢慢等死毫无反应的青蛙。决策层对通胀增高的忧虑是必要的,通胀失控也的确能够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20年前那场事件的经济因素不容忽视。但是,在全球通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就只能是搞平衡,慢慢让人们适应新的外部环境,让室内外温差逐步缩小,免得有朝一日空调坏了,直接暴露在天然状态下,反而仅仅因“空调病”而暴毙身亡。在今天的人口资源条件和国际政经格局下,假如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要不加修订地重走一遍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从成片的冒着浓烟的工厂到成片的福特汽车的老路,要拷贝合成一个美国梦式的中国梦,那不仅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就是对我们自己,也将是一场梦魇。
  • 历史没有正义,也没有目的,历史的目的是人赋予的,代表了人的愿望和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肯定这种高尚的目标,我们也时刻试图认清高尚背后的伪高尚,这种认识论上的努力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只不过,还需要防止这种认识论向方法论上的转化,这也是研究者可能造成自身冲突甚或分裂的源泉。

  • 东方木匠按:转这篇文章,推荐大家看看。特别是作为都读了大学的人,都该看看。因为这些话对高中生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他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对高中生讲素质教育就是空谈,哪一个个体首先认真执行高中的素质教育,那他就一定是囚徒困境中的倒霉蛋。高中是绝对不宜搞所谓素质教育的。但是大学了,自由多了,可以有自主的选择,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的兴趣在哪里,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人,在这个向度上思考,下面这篇文章中说的东西就有启发意义。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是,为了就打好基础,在高中毕业之前的这套培养模式的一个副作用是可能会扼杀自生兴趣,可能会形成路径依赖。一旦定性、定型,那么即便大学有纠偏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但缺乏主体内部的动力,也于事无补。顺便一提,蔡达峰这个人非常开明,拎得清,在去年shufe的教学评估组中,他大概算是最清醒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