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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木匠作于2009-5-5

按：鸣谢靠谱青年小罗的对话。

一 开放的心态看五四

　　只要文化激进主义不僭越为政治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别蜕变为政治保守主义，只要这些讨论都还停留在文化层面而不被政治强力介入和导控，则每年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说五四，或者说是借五四说当下（其实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没什么不好。
　　
　　五四精神和五四行动，以及五四行动中的具体行为，本来就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有什么摸不得的呢？如果不扫清一些事实，做好基本的是非界定而是照单全收，当然就会有去年那些希望在这个时候走上街头底质加勒佛的小愤青们也打着五四旗号希望打 砸 抢 烧了。
　　
　　五四的话题，不是谁的专利。中国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发轫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CP的革命史也完全能够追溯到那个时候，就从这点说，中国当下那股政治势力可以垄断五四的阐释权？没有。
　　
　　所以执政党纪念五四，也是理所当然。文化保守主义纪念五四，也是理所当然。大家各说各话的时候，换位想一下，一切都很好理解。

　　鲁迅说“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 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可以只当是五四的小插曲，这和二十年前学生组织内部的一些事件一样，都可以视为插曲。不算是“精神”的组成部分，但恐怕也不能为了保住一个纯而又纯的的“精神”，就干脆说，这些插曲根本不存在，这些插曲无所谓。

　　今天的一些学者们如此忧惧激进主义的缘故，恐怕不能简单归为“他们都是ZF的走狗或帮闲”吧。这些年来国内青年头上飘荡的各种主义的“幽灵”以及其现身附体，我们见得也不少了。不能昨天还在咬牙切齿地痛骂那些抵制、不高兴的愤青脑残，今天转过来就不惜与之为伍把他们捧上天。八十多年前胡适也劝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没有考证过他当初是否受到类似今天的各类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而反对激进的教师们所遭受的谴责。不过，从前几天看朱苏力和他两个学生之间的掌故，略有所悟。虽然我对苏力向来没有了解，对他的研究也不感兴趣，但粗看那篇回忆，似乎是做纯粹的学问与入世为民众维权这两条主张之间的分歧。
　　
　　人各有志，但我宁愿乐观地认为，很多老师是出于为学生好的角度而反感可能的激进主义取向的。他们很清楚，学生们的打 砸 抢 烧 通常都还停留在概念的想象和肾上腺素的冲动中，而一旦他们付诸实施，他们面对的将是更具有打 砸 抢 烧 能力的政治权力，在这一对抗中，学生是当然的炮灰，即便这是光荣的炮灰。出于老师的天性，总归是不会鼓励学生去当炮灰的。

二 开放的心态看后学

　　哈贝马斯一语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事业”（Unfinished Project，也有直译为“未完成的工程”）。启蒙当然是在现代性的叙事话语系统之中，且与工业革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一道成为现代性在思想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中的三足。
　　
　　如能对启蒙抱有那样的同情之理解，那么对现代性的批判与传承、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也理应持类似态度，而不该一棍子打死。西方左翼在六十年代后的异军突起从来不是空穴来风，哈贝马斯与他们的论战也根本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无非哈氏更加温和理性，不主张彻底否定现代性而已。现代性-后现代这套分析框架这几十年来对各个学科领域的潜移默化也好，侵蚀也好，原本不需要过于介意乃至心存抵触的。它本身不是独立的什么学科，只是一副观察历史特别是思潮演变的框架工具。
　　
　　回到古典和走向后现代，似乎都不大为正处“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大干快上的国人们所欢喜。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尝试着换位理解。赵汀阳的“无立场分析”，更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他说：“我所谓的无立场是：（1）反对任何一种立场的无条件权威和批评豁免权，或者说，思想就是思想，思想不专门服务于任何一个立场；（2）任何一个立场在特定条件下都可以有某种正确之处，都是理解问题的一个条件，因此，无立场地去看问题就是游移地从每个立场去看问题，如水一般地从一个立场流变到另一个立场。”（《坏世界研究》，4页）看罢这段，我忽然对于以往在不同时点、不同问题上的侧重差异乃至冲突，反倒释然了。
　　
　　所以不用急着定性。对于思想史上这些侧重不同的视角也没必要非要争个高下。还是前面那句，只要文化激进主义不僭越为政治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别蜕变为政治保守主义，只要这些讨论都还停留在文化层面而不被政治强力介入和导控，则每年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说五四，或者说是借五四说当下，没什么不好。
　　
　　后现代的研究主力都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作为反对声音，解构的只能是他们本国的现代性。中国没有多少搞后现代的人，确切地说，是因为中国很多人的兴趣还主要停留在研究西方的后现代反思西方体制这一现象，进而停留在研究西方的后现代研究，这当然与中国自身存在断裂，没有接轨。
　　
　　不过也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是，后现代毕竟和现代性一样是多维的，如果逼着那些只因为关心环保而对后现代感兴趣的人转而非要去做政治上的表态，逼着那些整理国故的人非要对政治制度变革有个说法，恐怕也是太强人所难。即便如赵汀阳者给政治哲学戴上第一哲学的桂冠，但并非所有后学研究者都必须从此门而入。

　　我的逻辑不一致不是因为“不敢解构communism意识形态”。我自己的感觉，倒是经常遭遇具体的困境，多停留在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看法上。
　　
　　至于communism，我是从来不信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不信的。市面上厚如《极权主义的起源》，薄如《通往奴役之路》一类书已经卷帙浩繁，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算是共党内部反思的佳品了，读了这许多年这类的书，初读特别过瘾，后来也就没了兴趣。盖因民主国家各有其不同，极权国家的不幸却几乎都相差无几。各种问题都能指涉到这里，以至于批判体制成了大路货，从研究兴趣角度来说，意兴阑珊了。
　　
　　好在国内还有众多靠谱青年和学者们坚持不懈，拱卒前行，专事对体制的思想批判，也不在乎多我少我一人之力。我也乐得去钻别的故纸堆，偶尔闷得慌想跳将出来再对思想史或制度发泄一番，我就再杀出来一趟，我觉得这样倒是蛮好的，快哉快哉。